时间不过是一连串的刹那

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朝与暮。

    但是现在，这一细胞生物学理论却有可能被颠覆。美国食物和药品管理局的Chava Kimchi-Sarfaty和他的同事日前在《科学》杂志在线报告说，这种沉默突变并不“沉默”，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决定蛋白质的最终表现。

    沉默突变不影响氨基酸顺序可能是因为蛋白质是由三个核苷酸编码的，每个核苷酸都负责在蛋白质链上加一个特定的氨基酸。突变的核苷酸也可能依然添加上同样的氨基酸。因此氨基酸组成和蛋白质结构也被认为不会变化。

    然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数据不符合这个假设，比如一种叫做多药物排斥-１（MDR-1）的基因。该基因已经被发现在人类癌细胞中频繁地发生特殊的沉默突变。MDR-1编码的蛋白P-gp可以把化学疗法的药物排出癌细胞，从而使药物失效。对为什么叫做C3435T的沉默突变比对癌细胞存活没有作用的突变发生得更频繁，研究人员感到好奇。Kimchi-Sarfaty的小组得到了以下几个版本的细胞系：正常MDR-1基因细胞系，携带C3435T 突变的MDR-1基因细胞系，携带常伴随C3435T出现的两个突变（一个是沉默突变，另外一个是非沉默突变，但对蛋白的功能没有影响）的MDR-1基因细胞系，和一些同时携带两种或三种突变的MDR-1细胞系。

    研究结果显示，各种突变单独看来似乎都不受影响：每个版本的基因变量编码的P-gp蛋白都能精确地把药物排出细胞。但是携带了C3435T突变和另外一两种突变的MDR-1基因的细胞可以更好地使癌细胞摆脱药物，从而使细胞活得更久。然而如果突变的P-gp拥有和正常的P-gp相同的氨基酸顺序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令研究人员吃惊的是，一项生化测试显示，突变的P-gp的三维结构略有不同。Kimchi-Sarfaty表示，沉默突变也许发生在细胞不常使用的三联体核苷酸上，这些三联体核苷酸可以减缓细胞的蛋白质制造机制。类似Silly String牌喷彩摩丝以不同速度喷射出去的设计，氨基酸链三维结构的折叠也是由速度决定的，较慢的折叠可以导致蛋白质最终形式的改变。细胞可能可以弥补一次沉默突变，但对那些多重的极少使用的三联体密码子则不行。

    波特兰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William Skach表示，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沉默突变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预言，更多的研究人员将会开始研究沉默突变。

　　因此，反对总是能让事情变得更好。今天的主流思想，许多出自以前的反对者之口；而他们，无一不是逆流而进的尖兵。

　　在这里，反对成为日常，成为社会的潮流、时尚和文明指标之一。在这里，基于公众长远利益的福祉，我们捕捉、聆听这个时代值得关注的反对声音。

　　房龙说，宽容是一件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者坚信多数即正确，然而他们往往错了。少数派成为我们时代的稀缺资源，所以要加以保护。

　　有智囊团提交企业改革报告，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最后主管官员说：“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怎么解决这么些人的出路？”中国人太多了，需解决出路的人太多了。早在“人多力量大”那排山倒海式的口号声中，人口学家马寅初就提出“我反对”，可少数派声音如此微弱，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一切。

　　50年前，梁思成们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提议没人理睬。现在北京人被封堵在以紫禁城为圆心的环线上，在高峰时段这座新旧格局混杂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多少年后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叫“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但集体为失误买单之后我们仍未习惯倾听少数派的声音。

　　假如他们是对的

　　有学者反对滥发彩票。买彩票带有赌博性，容易鼓励人的不劳而获思想，相对于慈善、教育等公益贡献，滥发彩票的负面效应也同样大。

　　作家叶兆言反对烟花爆竹解禁。不要把放鞭炮和文化搅在一起，这种“泛文化”的思考方式很可笑，相对于每年被炸死、炸伤的人，这种“泛文化”不值得。

　　诗人于坚干脆反对现代科技。认为西方的所有现代器物都可理解成凶器，“9·11”的飞机就是例证。他认为东方朴素宇宙观仍然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

　　有学者更提醒，假如沙漠化得不到遏制，假如黄河长江断了流，那么“引黄入京”还有什么用？那时唯一能考虑的方案恐怕只有迁都了。

　　任何疾病都是一种文明的隐喻。SARS的隐喻就是大自然以“震慑与敬畏”的方式向人类发出警告，“你们犯规了！”对同为自然之子的动物的滥捕、滥杀、滥吃，密不透风的人居环境，封闭的沟通方式。病毒们常常在人过得好好的时候突然发难。SARS期间网上传闻“什么什么治不了，非典治了”，比如大吃大喝，比如公款旅游。也有人著文“其实非典改变不了我们什么”。

　　在预兆2054年的电影《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的清白要靠“少数派报告”来证明。系统编程者说，为了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少数派报告一律被“抹掉”。“在瞎子王国里，独眼龙就是王”，这样就赋予系统操纵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当他成为专横跋扈的君王时，只有恢复少数派报告才能更正系统错误。

　　人都是健忘的。难道改变人类陋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灾变？难道事先没人发出过警告吗？应该不是。提醒者的声音显然被“抹掉”了。

　　谁妨碍了我们反对

　　对公众意见，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学者告诉我们这种本能可能会导致集体沉默。

　　传播学家诺利·纽曼创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公众在接受一个公众议题时一般会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少数派一边，他们倾向保持沉默；如果他们觉得与舆论主导相去渐远，就越会保持沉默。这种使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优，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就被称作“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大众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确有强大的效果。报纸、杂志、电视对某一议题的宣扬在大众中产生所谓“共鸣”效应，这种共鸣是排他性的，从而使“优势意见”越来越成为压倒性意见。

　　问题是，历史常常表明，优势意见并非总是对的和符合大众利益的，可能符合当前利益却牺牲了长远利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增长与环保、新城规划与旧城保护之间的矛盾。

　　人们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突变论认为，少数派如果不想被多数派压倒，一是个体足够强大、坚定，二是坚持的时间足够久。一群狼不能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总会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这只是自然界法则。

　　人类社会法则应更有能动性。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表达意见的环境。长期以来，家长式管制、背书式教育一直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今的变化是，鸡毛掸子换成了软磨硬泡。家长告诫儿童，如果你不怎么怎么你就会被社会淘汰。方式变了但结果没变，就是把你变成适合时代潮流的一叶浮萍，建设时代大厦的一块砖头。

　　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如果将社会当做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我反对”就是它必不可少的免疫系统。过去一直无知地以为，人身体上的淋巴、腮腺、盲肠等只是会惹麻烦的可有可无的器官，属造物的败笔。生命科学家说它们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除掉它们整个机体将降低人体对病毒侵害的抵御能力。

　　少数派就是这样一种系统，让社会在行动时保持一种提醒状态。长久以来，我们不习惯在争论中前行，什么都要统一思想后才放心齐步走。中华民族一向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美德”，缺失的是对少数派的尊重和保护。

　　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社会运动正如火如荼，当人们都朝一个方向行进时，总有一些人跳出来说“走错路了”。

　　其实，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珍视“少数派报告”的价值，珍视并保护少数派提出异议的权力，就是珍视并保护我们的未来，使社会拥有摆脱陷入谬误的康复能力。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得不对，我们也会耐心听。我们会不断提醒自己：万一你说的是对的呢？万一你是个马寅初呢？

　　（摘自《少数派》，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

这次的话题是空气针的问题。

空气注射进入血管的原理是「栓塞(air embolism/gas embolism/air bubble)」，栓塞是指异物进入血管内造成血液循环的障碍。空气进入血管，能引起气体栓塞，但要视进入气体量的多少而定。如空气量小，可分散到肺泡毛细血管，与血红蛋白结合。或弥散至肺泡，随呼吸排出体外，因而不造成损害。但进入空气量大且比较迅速，则由于心脏的搏动，将空气和心腔内的血液搅拌形成大量泡沫，当心收缩时不被排出或阻塞肺动脉可导致猝死。一般迅速进入血循环的空气在100毫升左右时，即可导致心力衰竭，表现为胸部感到异常不适，随即发生呼吸困难和紫绀，至死亡，其中心脏和脑部致死的几率最大。

如果注射在静脉，血液是往心脏流，静脉越往心脏管径越大，所以气泡会顺利的流回心脏，再由心脏唧到身体的各部分。如果气泡离开心脏后走往脑血管的方向，就有机会在脑血管造成栓塞。

如果注射在动脉，因为动脉越往下游管径越细，气泡就会塞在那条动脉的末端，影响那条动脉供应血流的器官。

貌似过程中也会有明显的痛苦，不过优点在于时间短，而缺点也十分明显，同咬舌一样，对技术要求较高，且如果未遂，恐留后遗症。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